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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理解一战，一本书足矣”》 作者：戴维·雷诺兹
序言
在英国，一战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了。鉴于众多的小说家，诸如帕特·巴克、塞巴斯蒂安·福克斯以及地位显赫的威尔弗雷德·欧文和其他一战诗人的作品深受民众欢迎，甚至被罗列在学校的课程表里面，成为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些倾向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然而，1914—1918年这一段历史似乎已经成为文学家笔下的战争，因而脱离了它的历史基础与内涵。正如欧文所说，“我的创作主题是战争以及对于战争的遗憾”，“对一战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诗歌情怀”。现在我们对于弗兰德斯和皮卡第沼泽地区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的描写过于敏感，认为它们毫无意义，认为这是一场悲剧——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但是, 如果把这场冲突仅仅降低到个人悲剧的层面，不管怎么感动人，我们就失去了对历史大背景的感知能力，而对于一战的论述已经沉迷于对诗歌的情怀而展开。
在学术史上，从历史层面的论述转向文化层面的分析这种趋向不断被提升。以1914—1918年的一战为例，这种趋向已导致人们对于一战的公共记忆过于迷恋，这种记忆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情感性的解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学者已经解读了一战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对于死亡的人寄托哀思的情感，而这些确实是被传统的军事史学家所忽视的内容。但是, 太过于相信这种记忆，就像现在的史学编纂趋势一样，离开主题太远，却往往忽视了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知识等直接的和物质层面的影响。
本书的第一部分透过一战对于战后20年的影响来解析这一问题，这一时段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战后岁月，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停战时期”。换句话说，本书是在另一次全球性大战爆发之前对1914—1918年的解析透视。这一部分的诸章节将按顺序系统地论述审视东欧新独立国家的边界问题，以及对于自由民主的挑战、殖民帝国的前景、世界经济的混乱、重新兴起的文化价值和国际和平所面临的总体问题。一战的部分遗产是负面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有些影响则是向积极的方向转化：20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年代”。
通过对贯穿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主题的论述和分析，我想说明的问题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大英帝国在一战中的经历与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不同了，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英国在一战中没有遭受到本土入侵，没有遭受到严重的轰炸，没有被卷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甚至也没有受到内战和非法军事暴动的蹂躏。事实上，除了民间的关于总罢工和经济大衰退的记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比欧洲大陆的那些邻居们稳定得多。但是，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之后的年代。爱尔兰关于一战的记忆与英国的主体部分相比更具有欧洲大陆的特征。1916—1923年爱尔兰独立战争的遗产，它的内战和分离的倾向，将影响20世纪的其余岁月。
一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它重新塑造了近东、殖民地的非洲和东亚地区。
与英国相比，美国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精神感觉上，都更加远离一战。关于战争究竟能够带来什么，美国不断增长的幻灭感逐渐与英国趋于一致。最主要的不同主要体现于伤亡的人数，联合王国（UK）的死亡总数是72.3万人，美国则是11.6万人——而其中超过半数的死亡是由于1918年的大流感。
一战的影响非常广泛，并且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但是这场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的意义被彻底推翻了，因为不到1/4世纪之后就爆发了第二场更恐怖的大战。在二战中，英国遭到了严重的轰炸，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侵入英国本土的威胁，它在亚洲的殖民体系也被这场战争彻底颠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1914—1918年的战争也因此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后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一战的意义被二战和冷战所掩盖，因为它们带来了更恐怖的屠杀和轰炸。一战价值的重新发掘是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距离一战大约50年的时候。对于英国人而言，正是在这一时期，1914—1918年成了一个故事的形式，而且主要是关于战壕和诗人的故事。
1945年之后，1914—1918年的一战造成的直接的物质层面的影响已经消失了，但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方式却变得更加重要，然而这却是被当代人的观念所塑造的历史。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爆发的年轻人反抗保守的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和已经在德国爆发的反对“沉默的一代”的活动，其行为同纳粹别无二致。而到了近些年，在普遍的国际层面上，对一战的看法则更加受到冷战的影响。这在关于索姆河战役、卡波雷托战役和靠近伊普尔的爱尔兰和平塔的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当然，英国关于这场战争冲突的看法主要集中于索姆河战役。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在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设计的章节里，我们追溯了1914—1918年对于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虽然在当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但是仍然折射于其后的世界，首先是通过1939—1945年二战的棱镜显示出来，其后更是通过1989—1991年冷战的结局显示出来，同时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自1945年以来战后时期的终结。在这些章节里，我将把大家熟悉的书籍、电影和事件进行随机的组合，从而得出变动的现实在本质上是历史的不断再现的观点。
因此，本书对于一战的分析不仅仅是为了剖析1914—1918年的历史遗产，而且也是为了解释20世纪一战后的岁月的某些重要特征。这些章节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很多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既包括军事历史，又涉及文化研究；既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又蕴含经济学的内容；同时也关注历史学科的最新研究趋势。而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把英国人在一战中的经历置于欧洲语境中进行观察，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传统的、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关于战争的观念，是迫切需要加以修正的。简而言之，我试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关于一战的看法出现了偏差与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扩展我们对于战争的年表的认识和感觉。英国人对于一战的观念主要集中于1916年，更确切地说，是集中在1916年的7月1日，也就是著名的索姆河战役爆发的那一天。但实际上，战争持续了四年的时间，分为几个阶段。如果我们想要充分理解一战对于战后几十年的影响，最后一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恰恰这一年是最易被忽视掉的一年。对于本书而言，一战是如何结束的远远比它为什么开始更加重要。而一战后果的显现，类似于猛烈的压力在其后数十年的僵局中得以爆发出来。
战争的初级阶段主要集中于1914年。我们这里不探讨在此之前的紧张状态的影响，但是7月危机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而它却成为一战的导火索。这里的问题是，谁将为一战的爆发负责任，或者说哪一个国家将负主要责任，这将在这本书中逐步地被推导出来。充分的证据表明，哈布斯堡帝国是主要的责任国，而它的外交政策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突然刺杀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的支持。于是它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经常给它制造麻烦的邻国塞尔维亚问题。很快，支持塞尔维亚的沙皇俄国被卷入了战争，随后沙皇俄国的盟友法兰西共和国也介入了。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英国当政的自由党政府把它的命运和法国以及比利时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比利时一直恳求英国保障它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通常都被人们遗忘了。这一年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法国的军队推进到阿尔萨斯和洛林，沙俄军队进入了东普鲁士地区，德国则迅速地向巴黎推进。各交战国政府都认为会迅速地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战况的发展使得它们无法达到这些不同的目标，更为严峻的是，它们都低估了现代炮兵和机关枪对于步兵部队的巨大杀伤力。对于交战双方的大部分国家而言，1914年军队的伤亡率是一战中最高的一年，例如，法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50万。1914年8月22日是最为严峻的一天，法国军队在进攻的过程中损失了2.7万人，这个数字比英国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在德国进攻法国阵地的时候，法国士兵因为军服颜色（蓝色的束腰上衣和红色的裤子）非常鲜艳，而非常容易地成了德国机关枪的靶子。
1915年，西部战线已经进入了漫长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从瑞士到北海，层层的战壕被挖掘出来，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众所周知的相持阶段，同时它也是一个血流成河的相持阶段。交战双方的所有国家仍然幻想在战场上能够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彻底根除敌人继续战争的愿望。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攻击德国的盟国奥斯曼帝国实现这一目标。对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发生在1915年4月，然而发生在加里波利的这场战役的结局是灾难性的。5月，意大利抱着同样的希望发动了对奥匈帝国的进攻，但是却被困在了阿尔卑斯山。1915年，德国的进展更为顺利一些，以势不可当的优势战胜了塞尔维亚，并且从沙俄那里攫取了波兰的大部分领土，然而这些胜利也没有达到致命一击的效果，沙皇俄国的士气仍然很稳固。实际上，一战前半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战争后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战前的对于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恐惧是截然相反的。当战争的代价高昂时，和平的代价也是如此。正如一个德国大臣在1914年11月所说的那样，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和恐怖的牺牲之后，只有明确的胜利似乎才是可以接受的，其他任何的结局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不充分的。
时间推进到了1916年，交战双方仍然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即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为此做好了行动上的准备工作。大多数交战国把GDP的一半以上用到了军事防御上。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经济和社会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方式也被称为“总体战”。各国纷纷强化了政治上的控制倾向。在德国，1914年的政治上的一致不复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英国强制性地推行征兵政策，这违反了神圣的自由原则，以大卫·劳合·乔治为首相的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并且进行了继续战争的努力。在战场上，德国最高统帅部把目标锁定在凡尔登地区，希望在这一地区“让法国人的血流干”，但是这一战役失败了，德国军队与法国军队一样血流成河。凡尔登战役期间，交战双方的死亡人数估计在40万—60万。精确的数字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士兵都被炸成了碎片，至今仍然可以在杜奥蒙葬尸堂里看到从战场上搜集到的大量碎骨。为了解救凡尔登困局，协约国在索姆河发起了进攻。但是英国在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其中的1/3是被杀死的，于是1916年7月1日对于英国人来说成了战争中最可怕的一天。然而，这场进攻仍然持续到了11月，因为当时的战地统帅道格拉斯·黑格仍然寄希望于能够有一个戏剧性的突破。在整个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42万人，法国的伤亡人数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同样，德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其数字可能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
1916年11月13日，当时的索姆河攻势已经因为冬天的来临而减弱了，英国的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建议英国内阁考虑和平谈判的问题。“鉴于目前的人口伤亡、金融损失和对生产力的破坏，战争损失的恢复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00万，英国每天的战争花费都达到500万英镑，“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承受的责任”，“但是至少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牺牲是会有回报的，如果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的，如果再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战争的延长毫无意义。那些进行毫无意义延长战争的人的责任并不比发动战争的人的责任要小”。当局者对兰斯多恩勋爵的建议充耳不闻，但他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几乎就是在最终的停战协定达成的两年前同一天的时间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即他所阐述的继续战争带来的后果这一观点，也一直让英国人备受折磨。
1916年，每一方发动的攻击（无论凡尔登，还是索姆河）都失败了，并且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国内的骚动也在战争后方给它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17年，裂缝开始出现，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稳定的第三阶段。德国人缩短了他们的西部战线，撤回到新加固的防御工事中去。美国仍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是英国进行战争的需求更加依赖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并且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的贷款。因此，德国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决定在大西洋发动不受限制的潜艇战，此举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德国人认为，在美国进行充分的战争动员之前，他们的潜艇能够彻底切断英国跨大西洋的供应线，在短时期内，德国人的战略似乎取得了成功。1917年4月，法国军队发生了兵变，主要导火索是在贵妇小径这一地区发动了对德国人的自杀性袭击。如果不是因为指挥官罗伯特·尼维尔傲慢自负，法国军队甚至可以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未来。这场战役中，很多人投入了战斗，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沿着陡峭的山坡进攻，并且发出了类似绵羊的叫声。尽管这次兵变很快被平息了，但是法国军队在之后的所有进攻中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冒险行为。10月，意大利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卡普利托被击溃。英国在西线迅猛推进，从春天在阿拉斯到秋天在帕斯尚尔，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收益微乎其微，这也加剧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摩擦。
只有东线战场似乎还让人看到了一点希望，这来源于奥斯曼帝国的失利，英国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是这不能抵消1917年欧洲东部战线的失利。2月，沙皇俄国掀起了反战的狂潮，在首都彼得堡，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因为食品问题爆发的骚乱和兵变就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很快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尽管新政府在整个夏天仍然参与一战，但是10月份布尔什维克取得权力之后，东线很快进入了停火状态。在一战的战争进程中，德国首次能够全心全意地进攻西线了。
1918年是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再度进入了一个易变期，这和1914年的情况类似，每一方都寻求决定性的突破。鲁登道夫将军和他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1917年发起过潜艇战，现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德国军事上的独裁者，再次决定赌一把，他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行动，试图在新到来的美国军队认真地部署好之前突破西方战线。1918年3月，鲁登道夫发动了攻击行动，这次行动几乎把英国军队与法国军队撕裂了，随后的危机平息了罢工及所有的反战言论。但是自从发动了1916年以来的首次攻击，鲁登道夫也等于把大量的德国军队暴露在了协约国的火力之下。德国一共发动了五次进攻，其攻势一次比一次弱，这是因为士兵的伤亡和开小差的现象造成的。到这个时候，协约国的封锁开始发挥作用了，柏林人翻遍垃圾堆寻觅腐烂的肉类和蔬菜用以充饥，他们要继续劳动的话每天至少需要1000卡路里的能量，这远比官方的最低限额的一半还要少。1918年夏天，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得到了百万美军的支持，开始向前推进。当时德国的担心是，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美国将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进攻。这种设想击溃了德军的士气。但是在1918年，这些年轻人仍然在亲身体会战争的本质，并为这种虚张声势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18年秋天，英国军队开始取得最终的胜利。黑格那时指挥着60个师的兵力，这也是英帝国指挥过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以步兵、坦克、飞机和炮兵联合作战的方式突破敌人的防线并以此取得了胜利，这完全不同于1916年的战术。最近英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黑格的胜利持续了“百天之久”，而且他们也认为这是索姆河战役以来的不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高潮。
在流血中得来的这些教训是否值得，仍然是一个引人争议的问题，但是战争的最后阶段确实揭开了本书的序幕。1918年11月的战争后果，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协约国的军事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这场全面战争失败的代价带来的是秩序的全面崩溃。当鲁登道夫向协约国要求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德国民众大为震惊，鲁登道夫给出的理由是德国已经面临严重的困境，战争无法继续打下去了，紧接着德国的海军发动了兵变，德意志帝国在四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崩溃了，就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不堪一击。德国皇帝被迫退位了，随即他流亡到了荷兰，他的家族在德国柏林长达500多年的统治就此终结。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也解体了。11月8日，当时年仅31岁的卡尔皇帝最后一次站在维也纳美泉宫的舞厅里面，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失去了玛丽娅·特蕾莎的华丽光环。正如一个政治家观察到的那样，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名声与权力的最大悲剧性象征。
当然，胜利的代价十分高昂，协约国很快发现它们很难适应这样到来的一个战后世界。如果正如兰斯多恩勋爵建议的那样，战争在1916年结束的话，是否会降低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影响呢？然而战争的继续既对交战双方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也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
一战的最后阶段是非常混乱的，它也是本书接下来章节的一个基本背景。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诸帝国的纷纷崩溃，它们长期统治的中欧和东欧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谁将在这里发挥新的替代性的作用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在一个投票的民众均被训练成为杀手的国家里，大众民主能够充分地实现吗？一战中，殖民地的人民已经接受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浪潮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下，殖民帝国如何有效地治理它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协约国如何重建一个已经被摧毁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呢？经历过四年的战争屠杀之后，谁敢妄言人类文明的价值？而且，最为重要的是，1919年在巴黎缔结的和平协定能够维持下去吗?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前半部分的主旋律，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来剖析英国对于1918年这段历史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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